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防卫产业生产基础强化法案》，加入了“成立促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基金”等旨在维持和培养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加强防卫装备出口力度的内容。

该报道还解释称，与向自卫队提供的装备不同，这一法案将帮助企业建立新的供货机制，满足对象国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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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还就此前企业方面呼吁的“应当由国家主导并参与防卫装备转移事项”回应称，“官方将与民间合作，确保防卫装备顺利转移。”

受“二战”后《和平宪法》所限，日本防卫装备的买家一直几乎只有自卫队。自2014年修改了原则上禁止出口的规则后，制成品出口也仅限于向菲律宾出口警戒管制雷达。而阿联酋和新西兰虽然对自卫队的C2运输机表现出兴趣，但也没有到签约的程度。

此次由岸田文雄内阁主导通过的法案，是进一步突破限制，为日本军火出口“松绑”，但其市场效果几何，尚不得而知。

日本一直企图为军火出口“松绑”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起膨胀的近代军工产业，却因“二战”战败受到毁灭性打击。尽管三菱重工、川崎等昔日军工巨头“存活”下来，却被战后根据日本《和平宪法》所制订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严格限制了军工产品的外销。

在此限制下，不但日本的战舰、军机、火炮等重武器和枪支弹药等轻武器不能出口，甚至夜视仪、防弹衣等军用非杀伤性装备，在2014年以前原则上也不允许外销，“仅特例可在特批后出口”。

2014年，安倍晋三第二次组阁，推动日本所谓“正常国家化”，在逐步将“自卫队”改组成真正的军队、设置防卫省的同时，制订了《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三原则》，替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

尽管有所突破，但新的“三原则”仍设定了诸多限制条件。而且，日本法律也明确，非致命武器出口仅限于与日本共同开发军工产品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出口“仅限于用于救援、运输、警告、监视和扫雷任务的设备”。

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主要派系，当然不满足于这样的放开幅度，千方百计寻找继续扩大“口子”的口实。

2022年4月，自民党议员呼吁首相岸田文雄审查“三原则”及实施细则，并试图利用俄乌军事冲突的契机证明，日本需要突破“三原则”，并打破相关非致命武器出口法令，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背心等装备。

2022年12月上旬，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又吹风称，日本将与英国、意大利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斗机，因此“必须考虑到出口前景”。此间更有消息人士称，日本计划向12个国家出口包括海上发射拦截导弹、战斗机等致命性武器。

由此可见，日本内阁及自民党是在所谓“正常国家化”政策掩护下，一步步尝试为本国军火出口“松绑”。这是与其大幅提升本国军力和防卫费开支的做法同步的，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推动出口“拯救”日本军工产业

许多观察家和防务界人士指出，日本内阁、自民党此举，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用意。

政治方面，日本试图借放开武器出口进一步迎合、配合美国在全球暨远东的战略需要，以换取美国的积极反馈。与此同时，日本希望借此干预受援国所在地区、尤其日本周边区域地缘形势，使之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经济方面，日本希望借“向志同道合国家出口武器”，令日本武器制造商能够收回部分武器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其总体成本，一方面像韩国军工产业那样赚取出口利润，另一方面也借此摊薄本国武器装备的成本。

日本防卫产业涉及众多企业，仅战斗机生产涉及企业就多达1000家，护卫舰更是达到8000家，且一些关键零部件和技术仅为某家企业所独有。如果不断有企业退出防卫装备行业，一旦有事，装备的增产、维修等都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近20年时间里，日本已经有超过100家企业从军工行业退出。自民党内阁希望借推动出口“拯救”日本军工产业。然而，迫于执政联盟内外的强大压力，“政策松绑”的进程已经被大大延误。

在执政联盟内部，公明党公开反对解除致命武器出口限制，担心此举会加剧国际冲突。

在日本社会、民间，对自民党内阁执意大规模扩军、尤其“加税扩军”的主张十分反感、抵制，并对与之“配套”的军火出口“松绑”倍加质疑。

2022年12月14日，日本左翼大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三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多数公众认可的和平主义日本主要支柱之一，日本内阁现正着手废除其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原则，“不应允许这种国防政策的改变”。

该社论还批评自民党内阁，一些官员打算为出口致命武器打开大门，例如战斗机和护卫舰，认为向冲突地区出口军火，“无论任何理由都是不可以的”。

尽管如此，种种迹象表明，自民党内阁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已下定决心推进军火出口“松绑”。

外销军工产品“水土不服”难根治

然而，正所谓“落花非无意，流水果有情”，即使日本内阁排除干扰推动军工出口政策“松绑”，日本军工产品的出口前景也并不乐观。

长期以来，日本军工企业养成了重开发轻改进、“小量多批”等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营作风，大到军机、战舰、主战坦克，小到战术导弹、轻武器，几乎都是基本型“用烂用死”，宁可从头研制新款也不愿改进改型。

这样一来，不仅很难有针对性地迎合不同海外用户特殊要求，也容易让购买日本军火的用户在整个军火使用寿命期间“从先进一直用到落后”。这也和韩国善于“攒机”和勤于根据客户需要和市场变化“改版”，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何况，由于生产成本高企，且许多子系统和专利系舶来，战后日本军火最致命的“命门”，就是性价比差、价格高企而性能与高价格不相匹配。

此次推动军工出口“松绑”的部分自民党议员称，“看到周边穷国对廉价护卫舰和廉价高性能战斗机的需求”。对此，一些国际军火交易圈观察家指出，日本既缺少这类受市场欢迎的“货架产品”，尤其是战斗机，即便有，也绝不可能“廉价”。

自2014年安倍内阁以新“三原则”替代旧“三原则”起，日本军工产业、企业就积极对外推销，其中竞标澳大利亚新潜艇合同、向印度推销US-2水上飞机等，都曾言之凿凿“拿下大单板上钉钉”，结果不是虎头蛇尾，就是被人抢单。

至于近期哄传的所谓“阿联酋和新西兰对日本C-2中型运输机感兴趣”传闻，实际上均处于“八字未见一撇”的状态，目前并无实质性进展。

日本国内媒体，《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立场一左一右，但均证实自2014年“小松绑”至今，日本真正成功的对外出口，仅2020年三菱电机公司空中监视雷达销往菲律宾一单，其余要么“跳票”，要么只是无偿赠送性质。

为此，此次内阁会议新通过的《防卫产业生产基础强化法案》，特别加入了“加强客户服务和出口市场调研”内容，内阁防卫省所属防卫装备厅也自2020年度起开始与贸易企业、防卫关联企业共同对印度、越南等对象国的军队潜在需求进行调研。

但是，正所谓“积重难返”，造成日本外销军工产品“水土不服”的原因是复杂且深刻的，恐非这些“面上功夫”所能根治。就当前而言，无论从法律法规上有多大的突破，日本想要重新成为军工大国依然是长路漫漫，此次法案所含的政治、经济意图也难免要落空。

撰稿 / 陶短房（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