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李慕白
来源：华商韬略
2005年的一天，江苏电力集团的高管找到了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对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愿不愿意接手一座多晶硅工厂？”
这年年底，对着徐州经济开发区的2000亩地，拥有20多座热电厂的“民营电王”朱共山，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新领域。
他绝不会想到，从这一把开始，他竟然会越搏越大。
2022年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朱共山在演讲中留下一句话：
“经济大气候不好的背景下，企业家的重要使命，就是带领企业穿越周期”。
穿越周期，常被许多企业家挂在嘴边，但朱共山的话，却是他四年来的亲身体会。
协鑫集团旗下的协鑫科技，是光伏硅料一线龙头，今年上半年，协鑫科技实现营收153.26亿元，同比增长74.1%，归属母公司净利润69.09亿元，同比增长187.1%，取得了公司自上市以来最好的业绩表现。
与之对应的，则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从去年的49.6%降到了44.9%。
这份成绩，让协鑫阳了，也让朱共山阳了：拨开乌云，重见阳光的阳。
这份成绩，也是靠阳——太阳能的阳给拉起来的。
整个上半年，协鑫集团的多晶硅产量为4.01万吨，排在通威股份、大全能源、新特能源之后，位列第四。
这份成绩，是九死一生的劫后余生，也是被逼到谷底的绝地反击。而让朱共山和协鑫系险些翻船的时刻，要从四年前说起。
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份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光伏新政，叫停了普通地面式光伏电站的新增投资，同时降低了光伏发电补贴力度。
作为光伏行业的终端应用环节，光伏电站的扩张进度，决定了整条产业链的发展状况。本是欣欣向荣的光伏行业，一下迎来了至暗时刻。有数据显示，新政出台的一周内，A股、港股，外加美股的光伏企业跌去超过千亿元的市值。
朱共山的日子也不好过，协鑫科技的市值一度跌到不足百亿港元，跌幅超过80%，主营太阳能发电的协鑫新能源股价更是跌破了两毛钱。
在过去几年里，大举投资带来的高负债，此时也成了协鑫的负担。彼时，协鑫总负债就达千亿元，整体资产负债率约77%。其中，以光伏电站业务为主业的协鑫新能源债务压力，占据了一半。
对于朱共山而言，一分债务，就意味一分压力。以至于在公司会议上，他撂下了一句话：“恨死新能源这个公司了”。
祸不单行的是，朱共山赖以起家的多晶硅技术还遭到了挑战。光伏行业残酷的一面在于，它不仅要赢下与同行的选拔赛，还要面对和传统能源的同场竞技。只有实现“平价上网”，光伏才真正具备了市场竞争力。
而想要解决降本的难题，突破口只有一条：用技术的突破，在技术路线中做出最优抉择。
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在硅片的单晶和多晶路线分歧上。两者的区别，体现在内部晶核的排列方式上。单晶排列整齐的晶核，决定了它可以切得更薄，光电转换效率更好，降低成本的潜力更大。但它当时的问题也很明显：既有生产模式下，成本降不下来。
单晶在生产成本上的压力，使得多晶一度成为市场主流。但技术路线不是金池汤城，它的颠覆者永远是技术本身。因此只要平价上网一日不实现，对技术进步的倒逼就一日不会停止。
自2015年，单晶硅背后的隆基与中环两家公司，分别开始采用金刚线来替代传统的砂浆切割，和砂浆技术相比，金刚线技术的切割效率更高，材料损耗更少，可以让切片环节的成本下降三成以上，同样一公斤硅锭，砂浆技术只能切出不到50片硅片，而后者则可切到60片之多。
这让隆基创始人李振国曾放下豪言：“多晶硅即便价格降到0，我们也比他们有竞争优势”。
更低的成本，更高的光电转换率，在2018年，单多晶产品市场占比迎来了切换之年，单晶硅产品占有率首次超越多晶硅。国联证券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8年，单晶硅的市场份额占比达到了56%，到2021年则高达95%。
双重打击之下，朱共山和协鑫的日子越来越难过。2018-2020年，协鑫的净亏损分别达到6.93亿元、1.97亿元以及56.68亿元，而2015年和2016年的净利润还在20亿-30亿元。
被逼着走上了自救之路的朱共山，采取的第一步便是“瘦身”，曾经是优质资产的光伏电站首先成为了甩卖的对象。
从2018年10月到2020年11月，协鑫新能源先后公布11份电站出售公告，总容量约3.16GW，累计交易金额为91.56亿元。
而到2021年末，协鑫新能源所持有电站的装机总量已经从巅峰的7.3GW下降至约1GW，资产负债率也下降至56.31%，协鑫已基本完成了对电站资产的处置，现金流压力也大幅减轻。
在中国，有的钱可以从市场里赚，有的钱可以从改革里赚。幸运的是，这两种钱，朱共山都赚到了。
2020年9月，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光伏的清洁能源地位被提升到新高度。在利润最丰厚的硅片环节，就有上机数控、双良节能等硅片新势力高调宣布扩产，并对隆基、中环等老牌硅片企业发起挑战。
硅片新旧势力的对决尚未分出胜负，但却拉动了上游硅料价格的上涨。根据Wind数据，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硅料单位现货价一路从5万元/吨飞涨至最高25万元/吨。
此时的协鑫，已经找到了降低硅料成本的新方法——用流化床法生产“颗粒硅”。由于耗电量大幅降低，同等条件下颗粒硅的生产成本比传统的棒状硅低约30%。
价格猛涨，成本却在降低，这将协鑫一把拖出了亏损的泥潭。
根据公司披露，2021年协鑫硅料业务实现的净利润高达50.8亿元。有效缓解了公司的现金流压力，也使得协鑫再度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2021年协鑫科技公司两次配股成功，募集资金92.8亿港币，同时获得高瓴资本的大额认购。
这并不是协鑫第一次从市场的大风大浪里滚过来，事实上，从涉足光伏行业开始，朱共山就一直在行业周期里穿梭。
在江苏电力集团找到朱共山的时候，他已经是坐拥20多座热电厂的“民营电王”了。
在这一年的前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调整。宏观调控的重拳砸在了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等多个领域。
从日后的复盘结果来看，这似乎是推动朱共山转型意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他之所以能够被多晶硅业务打动，则与这个行业的业态大有关系。
2004年，德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修订版），强制光伏发电并网，并且给予为期20年，每度电0.45-0.62欧元的补贴，全球兴起了光伏投资热潮。
朱共山的江苏老乡施正荣，率先吃到了时代红利。2005年，尚德电力正式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尽管要比朱共山小上5岁，但施正荣还是以23亿美元的身价成为中国首富。
对于中国光伏产业而言，施正荣的“首富”故事其实无关宏旨，但造富神话、尚德效应和无锡模式联系在一起，却构成了各地政府、资本竞相投入光伏的动力。在“追光”运动最高潮的时期，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产业，在试图进入这一行的队伍里，甚至还包含了生产丝袜、手套和胶鞋的公司。
彼时，中国在光伏产业链的中下游实力强劲，国内的企业多瞄准的是硅片、光伏组件等中间环节，上游原材料市场完全是欧美韩公司的天下。
2004年，全球多晶硅的供应主要靠Hemlock、瓦克、REC、MEMC等七大厂商，它们当时的
总产量为24000吨，而全球市场需求量为26201吨，出现了2000多吨的市场缺口。而国内还没有企业布局，竞争不太激烈，
江苏电力集团牵头建设的多晶硅厂，正处在这个缺口上，而相比硅片、电池、组建等下游产业，硅料厂的工程建设逻辑不算复杂，这让朱共山坚定了接下该项目的决心。
2006年3月，中能硅业成立，大股东分别是国泰和北京中能，共占65%的股份，而国泰和北京中能的股权拥有者均是朱共山。3个月后，中能第一条产能为1500吨多晶硅生产线开工建设，并于2007年9月生产出第一批多晶硅。
朱共山一出手便赶上了好时候，自2006年杀入多晶硅行业后，市场上多晶硅的价格一路上扬。2007年，多晶硅的价格突破300美元/公斤，毛利率高达70%。2008年，甚至达到了500美元/公斤。
或许是嗅到了市场疯狂之下的危险气息，朱共山放弃了可以大赚一笔的机会，选择与客户签订为期8年的长期合同，价格要比现货价格低40%-50%。如果按照这个账目算下来，朱共山放跑了上百亿元的利润。
但这亏本的买卖，却帮着朱共山躲过了一劫。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光伏产业遭遇毁灭性打击，装机量锐减近90%。但当时，国内硅料市场却呈现出近乎疯狂状态，晶澳的靳保芳在南方考察时发现，一些家庭作坊甚至买上两三台切割机，再买几根硅棒，切成片便能赚钱。
产能本就过剩，硅料价格当初涨的有多疯狂，跌的就有多惨痛。2011年最低时只有15美元/公斤（约97.5元/公斤），较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约3450元/公斤）下降97%。
正是朱共山签下的那些长单，让协鑫成功抵御了寒冬。
但其他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价格大跌的后果很严重，国内90%的多晶硅企业停产，朱共山此时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扩产。
在行业逆周期扩产，无疑是一场豪赌，并且失败概率还很高。但朱共山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要用规模外加先进技术，把硅料的成本打下来。
2011年底，协鑫多晶硅产能达6.5万吨/年，同比增幅分别达到210%。但成本却降到了20美元/公斤左右。
在行业逆周期没有什么比实打实的“便宜”更重要。而这也为协鑫引来了大资金。2009年，中投集团55亿港元入股协鑫，占股20%。2010年，中国银行将向协鑫提供100亿元授信。
当2012年10月，欧洲联合美国高高举起“双反”屠刀，光伏行业再度沦为人间炼狱。据悉，有300多家光伏企业直接倒闭，无锡尚德施正荣、江西赛维彭小峰，一个黯然离场，一个陷入债务困境，而后起之秀朱共山手握充足现金流则平稳穿越了周期。
2013年，协鑫甚至击败了德国硅料霸主德国瓦克公司，成为全球最大多晶硅生产商，占据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从此，朱共山有了“硅王”称号。
朱共山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2004年，协鑫要涉足多晶硅，公司内部有很多强烈反对的声音，但朱共山力排众议快速上马项目。
但凡是协鑫的重要项目，朱共山总会亲临前线指挥。这也是协鑫留不住职业经理人的重要原因。一些职业经理人甚至抱怨说：“本来请医生是来看病的，但是过来只是聊聊天”。
这可能是源于其对绝对控制权的迷恋。
协鑫在涉足LED行业时，曾跟某银行谈过贷款融资，银行愿意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但前提是有一个对赌协议。若2012、2013年LED项目子公司没有达到规定的盈利状况，协鑫必须转让一部分股权给银行。朱共山拒绝了对赌，决定自己拿钱出来做。
而这种强势更体现在朱共山规模和速度的极致追求上，这使协鑫可以在短期内成为某个细分领域的第一名。
2009年，朱共山决定修建一座硅片工厂，目标是要在春节前投产。
一位2009年底加入协鑫硅材料的员工回忆说，当时看着一片荒芜的工地，心里嘀咕说，2010年年初投产恐怕只是口号吧。但后来他发现，施工进程速度远远超乎他想象，仅仅几天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当时负责这个厂区建设的朱战军，在此之前甚至连长晶炉、切片机等核心设备都没见过。最终，协鑫的第一个硅片项目在2010年1月份成功投产，赶在了春节之前。
而协鑫新能源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一举夺得全球光伏电站规模亚军，装机量更是一度占到国内年新增装机的10%。
在行业上行周期，速度和规模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决定企业生死。
在“追光者”的队伍中，江西赛维同样看中了多晶硅市场，它的创始人彭小峰曾计划修建一个1.5万吨的硅料厂。工厂2007年开始建设，首期工程要在2008年建成投产。
为此，彭小峰甚至聘请了世界500强的工程承建商美国Fluor公司，这让当时世界最大的多晶硅企业德国瓦克如临大敌，瓦克2007年产能仅有1万吨。
但工程进度实在太慢了，最终的投产时间比彭小峰最初估计的晚了1年。而这时候，行业已经进入下行周期，硅料价格大幅下跌。而朱共山的第一条多晶硅生产线，从开工到投产，仅花了一年零三个月，创造了当时的建设纪录，也赶上了硅料暴涨的前夜。
不同于彭小峰，朱共山不是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速度和规模指的背后是低价。根据财报，2008年时，协鑫多晶硅生产成本为66美元/公斤，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到2011年第四季度其成本在19.3美元/公斤，3年内成本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在光伏发电领域，2016年朱共山更是把光伏发电上网度电价格降到了0.61元，这让行业哗然。
正是靠着对速度、规模、价格的极致追求，朱共山在竞争激烈的光伏行业站稳了脚跟，也成功躲过前两次周期危机。而走出第三次周期后，朱共山变得更加谨慎。在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他直言“实体经济更要严格把好负债关，讲究有原则的投入、追求有质量的速度、确保有结果的执行”。
朱共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面对大涨的颗粒硅需求，朱共山不再像过去强调绝对控制权，而是选择与下游厂商合作建厂。比如与上数机控合作建设包头30万吨FBR颗粒硅项目，与TCL李东生合作打造的呼和浩特1万吨电子级多晶硅暨10万吨颗粒硅项目。
光伏行业一直有一个魔咒，成为首富之后，结局往往以惨淡收场，施正荣、彭小峰、苗连生、李河君莫不如此。而进入光伏行业17年，三次穿越产业周期，协鑫却如同一场长跑比赛中的胜出者。尽管也曾气喘吁吁，却依然坚持在光伏跑道上。
2022年，64岁的朱共山在总结协鑫的成败时，曾留下一句话：做企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跑马拉松。
想必，这是他最深的感触。
[1]《谁人不识朱共山？》黑鹰光伏
[2]《光伏首富沉浮录》角马能源
[3]《朱共山反思朱共山》能源严究院
[4]《一年涨十倍，前光伏之王保利协鑫的逆风翻盘局》36氪
[5]《保利协鑫朱共山：中国幕后光伏大佬铁血帝国》环球企业家
[6]《朱共山：践行企业家精神，做起而行之的行动派！》中国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