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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是非功过留待后人书。

作者 | 张凯旌 苏影

编辑丨高岩

来源 | 野马财经

“A股第一代庄家”吕梁病逝了。

在此之前，或许没人想到，在江湖上消失了近22年之久的他，最终竟是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

“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军大衣、凌晨4点北京的夜里”，这些词语在他消失的20年里，曾被媒体反复提及。但他就这样不见了。再回来，已是天人两别。

有人说他的谢幕，代表着A股“庄股”时代的结束；也有人说，在他隐匿的22年里，“庄股”从未离开。

“A股第一代庄家”吕梁谢幕

吕梁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早些年间写稿、画画都不在话下，“自由撰稿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贴在他身上最主要的标签。

90年代初，内地股市悄然兴起，吕梁开始到深圳炒股。彼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吕梁则选择两手抓，一边写稿、一边炒股。1992年，在深圳著名的“8·10事件”发生时，吕梁作为亲历者之一，发布在《中华工商时报》上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的文章，曾轰动一时。

但据吕梁后来自己透露，他更倾向于介绍自己是1996年开始下海的。下海之初，他曾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1997年秋，随着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香港，红筹股遭遇重创，吕梁因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一劫，也获得不少好评。

但丰富的经验并未使吕梁取得财富的累积，反之，在闯荡资本市场早期，吕梁曾交了不少学费，甚至一度负债。

直到1998年，与朱焕良相遇后，吕梁看到了新的“机会”。

事实上，彼时的吕梁之于朱焕良，更像是一根救命稻草。1997年，香港一场“禽流感”曾使养鸡公司康达尔股价暴跌，而当时朱焕良手中持有康达尔90%以上的流通盘。几亿资金被套其中，朱焕良选择北上求助吕梁。

一场围绕着康达尔“坐庄大戏”的帷幕徐徐展开。

据吕梁手下操盘手之一庞博在法庭上供述，约在1998年7月左右，吕梁就拿到了目标公司做庄的“种子”277.9万股。

以上述股票为基础，吕梁在极短的时间内搭建起一支以丁福根作资金协调人及首席操盘手、庞博具体操盘、董沛霖负责“融资”的骨干队伍。

其中，证券营业部是他们最主要的“融资”中介，在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通过在277.9万股中科创业股票基础上的循环“融资”，吕梁等人获得 3.98亿元的“融资”成果，而吕梁的班底也随之扩大至30余人。

在此期间，凭借上述融资成果，吕梁和朱焕良完成大规模倒仓，从朱焕良手中将3000万股康达尔股票，在半年内倒入自己所控制的“80%由营业部提供的”上千个账户中。而建仓完成后，吕梁开始通过多家壳公司收购康达尔法人股，并最终联手朱焕良完成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随后，“坐庄大戏”来到高潮，吕梁等人一方面通过已控制的康达尔发布所谓资产重组等“利好”消息，另一方面则指挥分散在上百个证券公司营业部中的操盘手，在上千个账户上进行大规模股票对倒，以推高股价。

后再叠加其个人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多次造势，在吕梁的一路操控下，康达尔股价从最初的9元/股一度涨至84元/股。在此期间，康达尔也更名为中科创业。

而后，此套策略被吕梁反复应用，在多家如马钢股份、中西药业、莱钢股份、岁宝热电等“中科系”股票上进行融资与炒作的循环。

但吕梁和朱焕良吹起的泡沫最终并没有持续太久，2000年下半年，随着合作伙伴朱焕良的套现逃亡，叠加“中科系”部分高管被调查，中科创业的雪崩提前来了。同年年底，中科创业股价开始崩盘，一连走出9个跌停板。

而后，吕梁等人操纵股价一事也东窗事发，吕梁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

不过，就在2001年春节，住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已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吕梁，披着一件军大衣，打了一辆出租车，消失在了北京凌晨4点的夜色里。

自此，资本市场激荡22年，江湖上却再未听闻他的踪迹。

据《财经》杂志报道，事实上，销声匿迹的吕梁并未出国，在“隐身”期间他以“谷子”名世，还于2008年出版了最后一本书—《中国梦》。但后期的他一直受到膀胱癌困扰，2022年。因在疫情管控下无法顺利就医，吕梁向朋友求助，得到了众人的建议选择向司法机关自首，获得医治后生命得以多延续数月。

而在其久卧病床期间，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杨浪曾去探望，当时，二人除了聊起身体情况，昔日充满文人情怀和想象力的吕梁还向他讲述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我的七个发现》。

“这时距离他生命的终结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而在生命垂危之际，昔日的资本市场‘大鳄’，居然连治病钱都成问题，此时他还在畅谈一些宏大构想。”杨浪对《财经》记者表示，“那个时代造就了这样的吕梁，他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

而就在二人见面6个月后，吕梁于今年2月病逝。

庄股：A股蛮荒时代的“特产”

从康达尔到“中科系”，再到东窗事发、隐匿于江湖，吕梁的一生，也折射出A股市场的变迁。

中国股市是1990年末走上历史舞台的，其标志性事件是上交所的成立。刚开始的几年堪称A股的“蛮荒时代”，股市充斥着混乱和无序。而这背后，也有制度和监管的原因。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上市公司要保持公有制的绝对控股地位。为防止国有股被他人买走，场内衍生出了股权分置的做法，上市公司股权被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后者多为国有股和法人股。

但这种做法也给了投机者可乘之机。由于股票流通市值较小，仅几百万资金就能操纵股票，个股的暴涨暴跌变得十分普遍。此外，这时的A股更像是融资市场而非投资市场，大量业绩差的国有企业、甚至是造假的公司都能上市，股市鱼龙混杂，“坐庄”现象应运而生。

很多老股民可能还记得那段被称作“庄股时代”的岁月。股票不需要成长性或业绩支撑，也能靠炒内幕、题材、并购重组等花样，外加“吸筹、洗盘、震仓、拉升、出货”的手法纵横捭阖。

庄家的身份也十分“多元”。据华泰证券研报，1990年-2005年，我国股票市场上先后经历过大户坐庄时代、券商坐庄时代、信托坐庄时代、民营机构坐庄时代和大户游资坐庄时代。

“中科系”之外，知名“庄股”还包括“股票连涨32天，同期上证指数却从800点跌至300点”的界龙实业；“70个交易日从26元涨到突破百元，背后四家公司通过操纵账户浮盈4.49亿元”的亿安科技等。

不过，早期这些案例与唐万新和他的“德隆系”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彼时，唐万新借助合金股份、新疆屯河、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平台进行“坐庄”，先拉高股价，再质押融资，用得来的钱收购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然后又通过送配等方式扩大股本规模，继续拉升股价，反复套取资金。

1997年-2001年，经过多次转配股后，“德隆系”三驾马车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的股价分别上涨超11倍、超15倍、超11倍。

但“德隆系”的玩法也对资金成本有很高要求，为让股价维持高位，其运用了大量自有资金，甚至开始入驻证券、信托、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自身输血的同时，也将集团资产撑上千亿。

“那时候A股坐庄现象很严重，监管不严格，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割韭菜模式当道。”苏州证禾基金基金经理许志强表示。

乱象迭出，监管层也在酝酿变革。2004年前后，“德隆系”资金链断裂后轰然倒塌，中经开、南方证券等一批违规经营的机构也被惩处。

与此同时，管理层开始了以“重视投资”为纠偏导向的变革：新股发行保荐制度的推出、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都为A股蜕变奠定了基础。市场一度给出“中国股市将告别庄股时代”的乐观判断，然而操纵行为却仍如影随形。

A股告别“庄股时代”

徐翔便是其中的典型。作为中国股市极富传奇色彩的二级市场交易高手，徐翔广为人知的故事便是其15岁携3万元入市，至2015年积累200多亿账面财富的经历。然而这位“私募一哥”在成为资本大佬的过程中却频繁涉及内幕交易。

后续调查显示，2010年-2015年，徐翔曾先后与1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实控人合谋操纵股票。其先释放利好消息、引入热点题材，拉升股价，上市公司股东减持后再帮忙接盘、抛售，并收取上市公司分成款的套路也被公之于众。

时间来到2021年5月，轰动一时的叶飞“爆料门”再次将伪市值管理的黑幕放到了聚光灯下。案件背后，是一条贯穿操纵团伙、配资中介、市场掮客、股市“黑嘴”等角色的灰色产业链。

时代在变化，而庄股并未完全销声匿迹。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认为，这与炒作成本低以及A股以散户为主的结构有关。

“虽然目前不存在股权分置，但由于大股东减持仍然受到严格监管，因此游资在进行二级市场操作时，实际炒作对象还是流通股部分，所以股权分置改革后并没有增加游资炒作的成本。而散户对股价波动的敏感性要高于机构投资者，也是游资实现炒作的必要条件。”沈萌表示。

民营资本系族没落

不过，在监管不断完善的当下，A股坐庄的现象确实已经有所改善。一个现象是，曾经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民营资本系族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新财富》曾在2017年时统计了市场中的民营金融28大系族，如今包括“明天系”“海航系”“安邦系”等在内，一批系族已成昨日黄花；而“中植系”“忠旺系”“泛海系”等也正经历“至暗时刻”。

一位投行人士表示，目前A股已进入严监管时代。“干啥都要提交一堆反洗钱、利益冲突调查、关联方调查等等。”而许志强则表示，大数据监管工具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以机构为代表的资金正逐步走到市场的主流位置。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公募基金持有5.53万亿A股市值，而对应的数据在2018年底为1.47万亿。

2月24日，证监会再次强调，要强化对“伪市值管理”的精准打击，严惩相关违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专业操盘手等。

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注册制的全面推行、破发和退市的常态化，也有利于挤压庄股的生存空间。很多没有业绩只靠题材和资金推动的公司，可能会遭到资金的唾弃。

不过，沈萌指出，如今虽然监管体系在不断优化，但是其针对游资炒作的反应仍有提升空间。“有时个股已经出现明显的异常波动，监管才开始发出函件，而且函件的执法力度也不足以震慑游资行为。对于异常波动要加快反应速度，加大执法力度，才能真正抑制游资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