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出现在2018年非洲猪瘟之后，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利润的双双刺激下，国企纷纷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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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房地产类似，拿地是盖猪场的第一步，也是猪企扩张的难题。国企在土地方面占据优势。
在超级猪周期中豪赌的民营猪企对资金需求高，遇到猪价下跌更是需要外部资金输血，实力雄厚的国企成为最佳合作对象。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南方周末记者 卫琳聪
责任编辑|冯叶
全国各地总计八千多头猪在2022年最后一周完成大迁移，汇聚到了广州“后花园”花都区。
组织迁移的是广州越秀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越秀农牧），隶属于广州市国资委控股的越秀集团——一家2021年总资产达八千多亿元的老牌国企。
2020年，越秀集团设立越秀农牧，开始大举进军养猪业。越秀农牧官方微信公众号显示，公司目前已在广州、贵州、湖南等省市进行布局，预计到2025年实现商品猪年出栏超过200万头，产能超过400万头。
与此同时，广东另一家上市国企广弘控股（（000529.SZ）在粤东的兴宁市破土动工，自2020年12月开始建设占地1500亩的生猪养殖项目，规划年出栏量30万头。这家公司从1980年代就开始养猪，规模一直不大，2020年出栏量快速增长到约13万头，比上年度翻了一番。
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秘书长蔡更元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广东目前主要有四家国企养猪，总出栏量比2018年非洲猪瘟发生之前增长超一倍。
四家国企都是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会员单位，除越秀农牧、广弘控股外，还包括广东省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东食品进出口集团）、广东广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广垦畜牧）。
据蔡更元了解，广东食品进出口集团和广弘控股2022年出栏量预计均达到40万头，今后的规划目标是达到100万头。广垦畜牧目前的年出栏量在200万头左右，规划目标是达到500万头。
除了广东，其他地方的国企近两年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养猪。2022年11月，四川内江发文鼓励国企养猪，支持国企盘活闲置养殖场。《内江日报》报道，有两家市级国企参与。
2022年12月17日，新希望（000876.SZ）发布公告称，将出售11个在建猪场项目，接手方隶属于成都市国资委100%控股的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30日，温氏股份（300498.SZ）披露，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广东种业集团等3家国企，合计投资23.33亿元。
国企为何爱上养猪？
尽管以往不算活跃，但养猪业里一直有国企的身影。在改革开放之初，国企主要承担生猪保供任务。
广弘控股就是其中之一。其养殖业务前身是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在1980年代，承担全省的养殖、肉品供应，在深圳、中山、惠州等地建设了十几个养殖基地，主要饲养猪和鸡。
广弘控股总工程师刘汉林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拥有一百多家下属企业，是广东省最大的食品类公司，但养殖规模并不大，1000头猪的养殖场在当时已算大场。
公司经营效益并不好，重要营收来源是依靠国家配额资质向香港等境外市场供应猪肉、鸡肉，大部分下属企业在日后破产倒闭，2002年重组为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广弘控股子公司承担食品、养殖业务。
也正是在2002年，刘汉林从广东省农科院前往广弘控股工作。他介绍，一直到现在，广弘控股都还承担着广东省冻肉储备、活猪储备的任务，以保证市场供给。
2018年非洲猪瘟暴发，各地生猪产能受到冲击，市场一度缺猪。为了防控非洲猪瘟，2021年，农业农村部将全国分为5个大区进行分区防疫，要求生猪原则上不向大区外调运，推动各地提高生猪自给率。
作为生猪消费大省，以往广东市场上的猪不少是从土地、饲料等养殖成本更低的外省调运。非洲猪瘟背景下，广东开始更多考虑自己养猪。2019年广东省提出，到2025年全省生猪出栏量保持在3300万头以上、自给率保持在70%以上。
刘汉林介绍，这些指标从省里向各市各区层层分解，由各地农业农村局负责，鼓励企业养猪。作为国企，广弘控股近两年扩大生猪产能和广东省提出的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也有关系。
2021年，广州南沙一家区属国企联合越秀农牧和民营猪企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扬翔）共建的17层养猪大楼封顶，规划年出栏生猪35万头。该项目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南沙区承担了每年10万头的生猪保供任务，原有产能无法满足需求，才有了这次合作。
不仅在广州，2022年5月，四川省内江市发布通知称全市生猪养殖已连续3个月以上严重亏损，要求各地区做好稳产保价工作，完成2022年生猪产能目标任务，当地在这一背景下号召国企养猪。据《内江日报》报道，截至9月底，该市全年目标254万头已超额完成。
尽管需要承担保供等任务，但作为企业，有利可图才是国企这两年纷纷养猪的根本原因。
“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有政府引导，但说到底还是市场行为。高猪价情况下，国企也认为（养猪）有发展空间。”蔡更元说。
猪价涨跌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一般以四年为周期波动。非洲猪瘟之后，行业进入“超级猪周期”，价格波动幅度更大，涨跌速度更快。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生猪出栏量约5亿头，比非洲猪瘟暴发的2018年减超20%，猪价随之飙升。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12月全国活猪平均价格同比翻了一番，一公斤超过33元。
身处行业二十多年，刘汉林明显感觉这几年养猪变得更赚钱了，一头猪甚至能赚一两倍的利润。“十年前养猪，一斤能赚个五毛钱都高兴死了”。
他还表示，广弘控股以前主要卖种猪，很少饲养肉猪。2011年公司从丹麦引进了五百多头原种猪，在此基础上进行繁育。这对技术要求高，毛利率也更高。
广弘控股财报显示，种猪销售的毛利率多年来稳定在50%左右，而肉猪销售在2017年、2018年都是亏本的。但在2019年高猪价下，广弘控股的肉猪毛利赶超种猪，达到57.86%。
于是，广弘控股也从2019年开始谋划扩大生猪养殖产能。刘汉林透露，重要原因是当时公司旗下的出版业务正在按照证监会要求进行剥离，公司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在种猪的基础上延长产业链扩大商品猪养殖顺理成章。
进军养猪业的越秀集团其实是跨界选手。蔡更元介绍，越秀集团食品板块以牛奶为主，以前曾经养牛，但从未养过猪。
开始养猪的契机之一是，广东和贵州在中央东西部协作战略下进行结对帮扶，2019年前后两省签署协议，由广东帮扶贵州每年养殖生猪200万头，越秀集团负责实施。粤黔协作工作组的一位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了这一信息。
上述负责人提供的信息显示，目前越秀农牧在贵州省毕节市、黔南州、安顺市分别布局8个项目，年出栏产能约109万头。目前已建成6个项目，2个项目正在建设。
这些项目能够落地离不开政府的帮助。上述负责人介绍，越秀农牧在贵州发展养猪没有向政府要钱，但粤黔协作工作组会帮助其协调政府关系，进行猪场选址。
例如，越秀农牧在黔南州惠水县的一个养猪场项目就由工作组牵头签订。项目选址和建设时，工作组也全程参与，帮助协调当地政府和村民关系。
最终，这个占地760多亩的养猪场建在惠水县东南端乡镇的一片高原台地上，从奠基到正式投产只花了一年多时间。“作为这么大的项目来说，算是很顺利、很快的了。”该负责人说。
和房地产类似，拿地是盖猪场的第一步，也是猪企扩张的难题。由于占地面积大、对周边环境要求高，合适的养殖用地并不好找，不仅需要和当地村民沟通，还受到土地审批限制。
广弘控股这样深耕省内的国企想要走出广东也面临拿地限制。刘汉林透露，2019年广弘控股规划扩张生猪产能时，也曾和湖南、广西等地接触，但和当地不熟悉，拿地不方便，最终还是在省内选址建设。
即便在广东省内，广弘控股的选址也不容易。刘汉林当时带着团队跑了茂名、韶关等不少地方，甚至通过中介和当地村民谈判，但不少地方都难以落地。最终建设的两个项目都是花了一年多才谈妥选址，同样的时间里，越秀农牧的贵州项目有些已经建成投产。
一家头部民营猪企的中层管理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进入广东后曾和越秀农牧、广垦畜牧等国企接触，尝试进行合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找地很麻烦，还是要有本地合作伙伴。尤其是广垦畜牧，拥有大量适合养殖的土地，如果能够合作会大大解决拿地难题。
广垦畜牧的控股公司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官网显示，公司现有土地面积超300万亩。
2020年7月8日，养猪业龙头牧原股份（002714.SZ）发布公告，披露公司与广垦畜牧等设立合资公司。
非洲猪瘟引发的超级猪周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企和民企的合作。
一方面，一些国企想抓住高价期养猪赚钱，但没有养猪基础，需要和民企合作获取技术。2021年在广州南沙封顶的17层养猪大楼便是越秀农牧和扬翔合作建设的，扬翔是中国第一家大规模建设楼房猪场的企业。
另一方面，在超级猪周期中豪赌的民营猪企对资金需求高，遇到猪价下跌更是需要外部资金输血，实力雄厚的国企成为最佳合作对象。
前述头部民营猪企的中层管理人员说，2019年，公司曾计划投资300亿扩张生猪养殖，搞个“大烟花”。但如此大手笔的投资只靠自己并不现实，公司先后和多家国企接触，谋求合作。这几家国企的共性是实力雄厚。
但经过2019年、2020年的高价期后，2021年猪价开始走低，2019年快速扩张的民营猪企纷纷出现亏损。
2022年12月，新希望以9.26亿将四川本地11个养猪场卖给成都国企兴城投资。新希望一位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是因为公司确实遇到资金紧张的情况，希望把资金放在更要紧的地方。财报显示，2021年新希望亏损96亿元。
温氏股份2021年亏超133亿元，创上市以来最差业绩。蔡更元同时担任广东温氏种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畜牧师，他解释，温氏股份2022年增资扩股引入3家国企，获得超20亿元投资，主要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
“江西猪王”正邦科技（002157.SZ）2021年亏超188亿元，2023年1月18日发布公告称，预计公司2022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目前已启动预重整。
刘汉林透露，广弘控股正计划收购正邦闲置的养殖场，以此降低建设成本。
不过，对于国企的活跃，民营猪企并不担心。任职于新希望的民革广州市委会“三农”专委会委员郑成志表示，养殖业是充分竞争的行业，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国企和民企、民企之间、企业和散户一直有博弈，不会认为国资进来就是猛虎进山。“（竞争）习惯了。”
在蔡更元看来，行业的趋势是从分散向集约化发展，散户逐渐出清，腾出来的市场份额由大企业占据，这其中既包括民企也包括国企，并非所谓的“国进民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