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2点，蒋大才一家三口准时带着锅碗瓢盆“入驻”别人家的饭店。

从此时到早上10点，这8个小时是蒋大才一家的营业时间。他们和店主共用营业执照。

(资料图)

这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盆儿胡同的饭馆，紧挨两所中学、一个菜市场和几个人口稠密的小区。料峭春寒冻得人直哆嗦，凌晨2点的胡同里瞧不见一个人。不远处的菜市口大街上，深夜烧烤店已经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

52岁的蒋大才说：“再晚一点开张我们就忙不过来了。”

不到20分钟，三人就麻利地布置出一个早餐摊。面团、肉馅、馄饨皮……从食材到厨具餐具，甚至垃圾桶，都是他们自带的。

26岁的儿子蒋小虎准备揉面做小笼包时，母亲张道群已经在每张桌上摆好了蘸料，蒋大才已经打好豆浆，小米粥正在锅里翻滚，窗户上挂起了水珠。

店里最受欢迎的是10元一屉的包子，每天大约要消耗15斤面，能卖百来屉。4元一碗的豆腐脑排第二。这两样主打餐品最费时费力，必须在早餐高峰前准备好。相对不费事的油饼、油条和馄饨随后准备。

不到3点，店里迎来第一个食客。“一屉包子，一碗豆腐脑。”这位刚下夜班的出租车司机打起招呼，“哪天来的？”

“一过正月十五就来了。包子现包，豆腐脑还没好，得等15分钟。”应答这位老主顾的工夫，小虎和母亲已经包好了几个包子。

的哥刚坐下，店里又拥进8个年轻人，要了包子和馄饨。

“他们是附近开健身房的。”在一旁做豆腐脑的蒋大才说，早餐店倚赖熟客，他们大多住在附近，早上买菜或者送孩子上学后的家长，都会在这里吃早点。

这家早餐店没有招牌，门口摆着一张泡沫板做的简易菜单。从2008年开始，这块泡沫板就跟着这家人转战前门、西四、北沙滩、八宝庄和天宫院，见证了5000多个长夜与朝霞。

“这些地方少的待半年，多的五年。”蒋大才记得，西四和八宝庄的生意最好。

“在西四，我们只管做包子，不担心卖。”蒋大才回忆，一天能用完一袋50斤的面粉，是现在的三倍多。好的时候，2天3袋面都不够。可惜赶上饭店拆迁，他们只在西四干了三年。

靠着在八宝庄4年攒的钱，他们6年前在安徽芜湖农村老家盖了三层楼的别墅。现在的饭店只容得下15张桌子，而八宝庄的共享餐厅有30多张桌子，每天早上座无虚席。

“村里不少人都盖了别墅。”蒋大才说，很多同乡在北京干餐饮，但自己和他们交集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

记者多次后半夜走访发现，广安门南街至菜市口大街，右安门东街至广安门内大街，这块4平方公里的街区内至少有4家“共享早餐店”，老板大多来自安徽。

前几年，因为北京背街小巷整治，蒋大才的早餐铺从八宝庄转移到大兴，直到4年前才在这落脚。

一直以来，他们都是租用别人饭店的“空闲”时间。瘦小的蒋大才1989年就到北京，曾经在建筑工地干过。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很多早餐铺就已经是“共享”模式，比共享单车还早出二十多年。

“月租金从最初入行时的一千多、三千多，慢慢涨到现在的上万元。”负责管钱的张道群一直在忙，只是偶尔插话，“去年饭店还涨过一次租金。”相应地，原本9块钱一屉的包子，也涨了1块。

“饭店租金加上每月五千多的房租，现在挣的和替别人打工差不多。”谈到经营情况，原本话不多的张道群慢慢打开话匣子。她指着儿子说，如果他是女儿，出嫁之后我们俩就吃力了。

街上出现环卫工的时候，前排桌子上已经整齐摞着蒸好的包子。蒋大才走进临街2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里炸油条和油饼，张道群开始忙着包馄饨……

这天，送完最初的两拨客人后，一直到5点，早餐店除了记者，没有其他顾客。

一个小时后，路上行人和车辆渐渐多了起来，哈着白气的顾客上门，店里马上热闹起来。

天微亮，路灯灭。不到8点，店里迎来“早高峰”，15张餐桌坐满了人。张道群不时地小跑起来，小虎忙着算账端碗，蒋大才炸油条的锅里翻着油花。

“包子没了。”

“豆腐脑、馄饨也没了。”

“油条没了，油饼要吗？”

9点以后来的顾客，要么有啥吃啥，要么抱憾而去。

9点30，白天饭店的服务员出现了，他们开始往店里搬运食材。

蒋大才一家开始熟练地收拾餐具、打扫卫生。

10点一过，蒋大才一家骑着2辆三轮车消失在人流中。

到了家，三人还得分工清洗锅碗瓢盆，午饭后一起准备晚上需要的食材，一直忙到下午三四点，从晚上6点开始睡觉，第二天凌晨一点半又开启“新的一天”。

“这几天的生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对于未来，蒋大才计划等孩子结婚后，就收摊回家，“到时自己也干不动了”。

他告诉记者，在老家结婚得在市里买房，加上装修，得花不少钱，“一时半会退不了休”。

学过几年英语的小虎有更多打算。他曾想到国外卖包子，没料到遇上老外没聊两句就挤不出话来。眼下，他盘算着先做好包子，再开几家分店。（记者张典标、陈琰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