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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州芭蕾舞剧院创排的芭蕾舞剧《旗帜》，日前作为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参评剧目，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该剧的戏剧事件为1927年的广州起义，主要戏剧人物有两位，一位是当年起义的核心领导人张太雷，一位是被誉为黄埔女杰之一的游曦。从剧名来看，“旗帜”二字，有具体形象，也有象征意象，剧名既没有落在事件上，也没有落在人物上，或许正是因循剧名设定的方向，使得这部舞剧的叙事也非具象化、线性化的表达，全剧整体气质更像是一首散文化的舞蹈诗。

“回忆”是本剧展开戏剧叙述的核心途径，打开“回忆”的方式，有时是人物的回忆，有时是人物的梦境。开篇，当代女青年参观广州起义纪念馆时，代表的是当代人回望历史的“国家记忆”。舞台空间根据人物“回忆”的需要，被划分为三个表演区，由观众席望去，左前区是女主人公游曦进、出“回忆”的主场，游曦对恋人的思念、游曦对女兵班经历的回望、游曦恋人的壮烈牺牲等等，均由此“回忆”场地展开；舞台右前区是男主人公张太雷进、出“回忆”的主场，关于起义谋划、起义过程、对母亲的怀念、对妻子家乡的思念等等，这个空间就成为张太雷所有“回忆”展开的起始点。本剧中，以“回忆”为主导的戏剧叙述不是单向的由“现在”回溯到某个“过去”，剧中常常会有“回忆”中的“回忆”，或“回忆”中的“梦境”，由此形成叠套的不断闪回，也就是当人物进入某种回忆当中时，回忆的时空便成为过去的现实时空，于是又会出现在回忆中再次回忆，这种手法，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盗梦空间》。因为舞剧的戏剧语言是依靠肢体动作完成的，因此，上述频繁的多维“回忆”时空的展示，就尤其需要观众对于舞台时刻保持高度的关注度，否则稍不留意，就会与戏剧情节的发展失之交臂。

本剧体裁定位是“芭蕾舞剧”，但整体表达与通常概念的芭蕾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该剧舞蹈编排是芭蕾基本动作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现代舞以及偏生活化的肢体表演相结合后，所综合而成的舞蹈语汇。其中表现战争场面的群舞，是更偏重于有芭蕾表现特征的现代舞；而剧中的单人舞或双人舞、三人舞等，则会更多运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达方式。张太雷牺牲后，“魂魄”回乡，“见”到母亲、妻子的一段，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其中母亲与妻子的悲伤、抽泣，完全是生活化的动作表演，张太雷的“魂魄”游走于母亲和妻子之间，母亲与妻子却“视而不见”，而张太雷眼看着亲人们的悲痛欲绝亦无能为力，加之悲凄情绪音乐的催化，这段戏从情感上还是比较容易引发观众共鸣的。当然，如果此时此刻能编排一段富有情感深度和张力的、以芭蕾表现为主的三人舞，我想带给观众的，恐怕会是另一番别样的艺术感染与情感震撼。

剧中有一段“绣娘舞”，是张太雷回忆妻子与家乡风情的群舞，十几位窈窕女子身着月白色衣裙，手拿嵌有水粉色丝绸的绣绷，袅袅娜娜、娉娉婷婷极具江南风韵，这段舞蹈从编排到调度都有似曾相识之感。事实上，自从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扇子群舞大火之后，很多舞剧作品都期望能排出一段标志性的、具有观众吸引力的群舞，不过，《电波》当中群舞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其对于海派风韵特征的准确捕捉，另一方面与《渔光曲》经典音乐的运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舞剧是视觉和听觉相结合的艺术，《旗帜》中的“绣娘舞”，在编排上是美的，但似乎还可以在肢体、行为和调度上有更新的突破，尽量用芭蕾的语汇来诠释中国江南“绣娘”的特征，同时，若能有江南风格更浓郁、为人所熟知的音乐旋律加持，这段舞蹈或可望成为剧中具有标志性、色彩性的精彩舞段。本剧的音乐在创作中吸收借鉴了不少广东以及江南的音乐素材，创作风格偏重于现代流行，抒情、律动和磅礴气势兼具。“旗帜”是这部舞剧舞台视觉当中最突出的形象，无论是写有“中国工农红军”字样的具体的起义旗帜，还是覆盖或展开的可以铺满大半个舞台的象征旗帜的红绸，都与人物和戏剧形成了互为解读的紧密关联，舞台调度、场景转换自如流畅，主演和群演们的表现也很投入，形成了一气呵成的完整性。

《旗帜》能够参评荷花奖，说明在艺术上已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一部舞剧来讲述1927年那场壮烈的起义，难度不言而喻。芭蕾舞剧《旗帜》希望通过多维度“回忆”时空的叙事表达，以东西方结合的综合性舞蹈语汇，尽量全方位、多视角展现当年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努力成为具有中华时代和地域特征的、主旋律的芭蕾舞剧作品，其在创作中的创新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一部作品的生命力，归根结底是由观众和时间决定的。